世界移民律师论坛专篇 | 陶景洲大律师：激荡四十年，欧美法律圈的闪光岁月

陶大律师从1985年开始成为一名律师，至今已近40年。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世界律师的发展如何，律师业务、组织框架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呢？陶大律师以“激荡四十年，欧美法律圈的闪光岁月”为主题，带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法律圈近40年的发展历程。

陶景洲律师回忆，70年代还没有所谓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国、英国、荷兰是当时世界上律师事务所业务较为发达的三个国家。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必多说，伴随的法律服务也较多，律所发展也相对较好。

提到英国，陶律师表示世界上众多的商人，尤其是海事、金融业的商人们都选择英国法律作为他们的合同的适用法律，因此促进了英国律师业务的发展。

荷兰在税收上有特别的优惠政策，尽管是一个小国家，但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特别是战后，商人们要么选择使用荷兰的法律，要么在荷兰建立控股公司来管理国际业务。这也使得荷兰律师业务较为发达。

陶律师认为，要让一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发展起来，就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来使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或者把这个国家作为地区总部或者世界总部。

70年代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也开始尝试在海外设立办公室，当时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建立了最早的跨大西洋两岸的办公室。

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腾飞，作为当时第二大经济体，低价商品大量流入，冲击了欧美市场。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纽约签署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代表

所以在80年代，和贸易法有关的业务成为当时律所较为火热的业务，增加了一批熟悉贸易法业务的律师，也开始有了跨大西洋两岸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中国于1979年开始恢复律师制度，1979年7月1日，中国通过了《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此外商投资有了法律保障，外商和国内接触也逐步增多。

这个时期需要中国律师向外商解释什么叫合资经营企业、在共产主义国家投资有什么样的风险、法律可不可信等一系列问题。

陶律师解释，当时中国的法律分为两套体系，一个是纯粹用于国内企业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一个是有涉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他们由不同的法律体系来组成，给外国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需要中国律师去向国外律师解释，同时也需要外国律师到中国，来了解中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并对他们的国外客户进行分析和解释。

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总合同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90年代开始，很多英美律师事务所在全球布局，从西欧各国到亚洲，90年代可谓是全球律师行业的黄金年代。92年开始中国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

90年代也是国际跨国公司大规模发展的时期，陶律师提到，当时公司内部的法务部比大型事务所律师还多，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法务部就有约5000名律师，处理国际法项下的各类法律事务，比如战争的战俘、难民、政治庇护等问题。

当时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为公司做财务审计，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有众多的企业客户，当然在审计之后也伴随着相应的法律业务需要去处理，于是这些事务所便成了律所**的竞争者。后来由于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大，不允许审计师参与法律业务，这之后也促进了大批律师事务所的诞生。

除此之外，90年代也是国际兼并收购业务最发达的时候，美国一直是世界兼并收购最重要的市场，很多企业在美国投资，这也促进了美国律师事务所的进一步膨胀，国际化水平快速提高。

在90年代，中国开始尝试在海外上市，在此过程中，外国律师事务所也向中国律所输出了法律技巧，中外律所的合作在90年代后期到2000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到了2000年，金融创新行业成为了律师事务所最繁忙的领域。美国的网络泡沫和次贷危机造成很多专门做高新科技的企业破产，当时很多企业的律师服务费是用上市公司的股份代替，当这些公司股份贬值之后，律师事务所也就没有了收益，同时这些律师事务所规模又无限膨胀，这也引发了律所是否真的要全球化的思考。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因兼并收购的事务所太多，兼并的德国、比利时、悉尼办公室均处于亏钱状态，这家拥有153年历史的律所于2005年决定解散。

2010年之后也是反垄断行业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中国也有了对外国在华企业的不正常竞争和兼并活动的审查，很多外国企业在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影响，因此中国要求他们在中国做反垄断申报，这方面也发展了一批真正对反垄断业务比较熟悉的律师事务所。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鼓励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在此之前我们既没有资本方面的实力，对国际情况也没有细致的了解，一直没能真正走出去，贸易和投资活动相对较少。

但随着中国企业在某些国家的业务的开始，我们中国律师事务所也跟着提供相应的服务，促使不少中国律所开始考虑全球布局。

“一带一路”后，中国在国外有了投资活动，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业务领域：投资仲裁。特别是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通过投资仲裁去解决，并要求主权国家政府必须去执行投资仲裁的裁决。

商事仲裁就是两个合同主体之间，就合同本身产生纠纷的责任和补偿问题，投资者和国家的仲裁不是基于这个企业和政府直接签署的协议，而是根据这个国家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产生问题可以到国际仲裁，并且做出的判决必须执行，否则就牵涉到整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影响国际上的贷款活动。

例如**个在海南投资的马来西亚公司，一块高尔夫地被政府征用，马来西亚公司认为中国政府补偿的费用不够，于是在华盛顿提起了投资仲裁，这是**个针对中国政府的仲裁。从这之后，国际兼并收购业务成了中国律师事务所较为重要的业务板块。

陶律师补充到，还有一个业务板块叫破产重组，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对技术出口到中国的限制措施，所有被限制的下游公司都要考虑搬到不受限制的国家重建公司，这就需要对这些企业过去的资产进行清点、估价、拍卖、转让给中国投资者，或者由其他愿意承担相应风险的其他公司接手，这种破产重组成了律所重要的业务。

但随着没有新的外国企业的投资，过去的在华企业也相应退出中国市场，相应的破产重组业务也在逐步减少。

除此之外，其他业务在疫情期间都有相应的萎缩，有不少事务所开始不再招新律师，甚至开始减员减薪。2020年之后，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外国律师事务所纷纷关闭在中国的办事机构。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也在今年宣布关闭上海、北京、香港的办公室，退出中国市场。

提到对未来的展望，陶律师表示，人工智能的兴起，对律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很多工作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重复且没有创新性的法律服务。事实上有些事务所为了节省费用，增加竞争力，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软件来处理起诉书和合同。

那么还需要律师做什么？公司是不是有了AI就不需要请外部律师？就像移民业务法一样，像填表、递交文件之类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这又会对我们的业务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甚至有人说未来是否还需要法官，人工智能也可以根据证据审理案件，也许更加公正独立。

陶律师表示，随着断代性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没有一个业务可以干一辈子不变，我们需要根据现代技术的发展、竞争格局的变化来调整业务体系，以现有的人员、全球布局去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增加对这些专业技术的认知和运用。

不管是做移民业务也好，破产重组业务也罢，现实已经向还没有跟上时代变化的那些律师们发出挑战，他们应该在未来的业务开拓上做些什么？从而才能够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这是目前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分享结束，陶律师预留了与现场律师互动交流的时间，解答他们提出的相关疑问。随后陶景洲律师为现场律师赠送了其亲笔签名的著作《毕竟法律人》，为本次分享画下圆满的句号。